这是国内首次发布文化发展指数，提出了全国、省区市和农村“三位一体”为特征的中国文化发展指数分析框架，其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2007—2014）、《中国统计年鉴》（2007—2014）和政府官方网站。报告旨在借助中国文化发展指数的编制和建立来引导我国文化发展战略目标、路径和政策选择，提高文化发展规划水平，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文化发展规划、文化发展战略提供决策依据。

　　文化发展进入稳健期

　　“开放型是今天中国发展的主要特征，建立开放型条件下中国文化发展指数，是要以大数据分析为基础，为我国文化发展提供一个可分析与度量的政策工具。”报告执笔人之一、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胡惠林说。基于此，报告从我国文化发展国情出发，针对全国层面、省级（自治区、直辖市）层面和农村构建了各自的文化发展指数体系，分别称为“中国文化发展综合指数”“中国省区市文化发展指数”及“中国农村文化发展指数”。

　　根据报告，2008年，“中国文化发展综合指数”比2007年环比指数下跌了58.25点，2009年则在2008年的基础上增长60.39点，此后，呈稳步增长发展态势。这说明，在经历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冲击造成的我国文化发展突发性失速后，中国文化发展开始了发展理性的恢复性修复。2011年起，中国文化发展理性修复基本完成，2011年至2013年指数呈稳步增长发展态势，波动区间为7点。

　　“这一总体发展趋势与我国宏观形势发展基本一致，凸显宏观经济形势对我国文化发展的制约性影响。”胡惠林表示，纵观2006年至2013年我国文化发展总体态势，虽有大的剧烈波动起伏，但综合指数值均大于100，文化创新能力和文化基础设施指数连年递增，这表明文化发展持续进步、总体发展幅度合理，开始进入稳健发展、健康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

　　西部正在成长为文化发展新主力

　　“我国文化发展呈现出东高西低的格局。东部地区是我国文化发展动力的引擎，西部地区是我国文化发展的腹地；东西部文化发展出现发展速度的结构性变动。”对于我国文化发展的总体格局，报告执笔人之一王婧如是概括。

　　根据报告，2011年至2013年，江苏、北京、上海、浙江和山东稳居全国文化发展前列，广西、甘肃、贵州、青海和宁夏等省区排在全国倒数10位，四川则是连续3年进入排名前十的唯一一个西部省区。值得注意的是，“十二五”期间出现了显著的发展排名的结构性变化：西部地区排名不断靠前，而东部地区则连续后移。在2011年至2013年中，连续进步的6个省区中，除福建外，其余均属西部省份；而连续后移的7个省区中，除重庆外，均为中部和东部地区。对此，胡惠林解释：“东部地区文化发展的结构性调整明显，文化发展正在逐步从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而西部地区文化发展的速度型特征明显，正在成长为中国文化发展新主力。”

　　由此可见，速度与质量正在建构中国东西部文化发展新格局，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文化发展内生动力结构。而文化财政投入、文化基础设施、文化保护传承、文化人才资源、文化创新能力和社会文化参与，则是构成地区文化发展梯次变化的影响性要素。报告显示，西藏文化发展的进步主要因为文化财政投入、文化基础设施和文化保护传承提升明显；新疆和云南以软环境建设为主，文化人才资源和文化创新能力均有明显提升；同时，新疆的文化保护传承水平也提升明显。报告预测，西藏、新疆和云南在未来文化发展中将取得更大进步。

　　农村文化“补差式发展”特征明显

　　在这份报告中，农村文化发展首次被纳入中国文化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对此，胡惠林表示，中国依然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文化发展数量、速度和质量是长期影响和决定中国文化发展数量、速度和质量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通过对比2011年至2013年的农村文化发展排名变化可以看出，浙江、江苏、广东和山东连续3年处在全国农村文化发展前列，新疆、内蒙古等九省区名列全国后10位。排名进步的有浙江、江苏等10个地区，退步的有上海、山西等5个地区，前者数目明显多于后者，这与我国实施和推进的新农村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密切相关，显示出农村文化“补差式发展”的鲜明特征。报告认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全覆盖推进，是形成整体性高速发展地区明显多于相对退后地区的直接的政策性和制度性因素。

　　文化人才资源、文化基础设施、文化经济流量和社会文化参与度是构成和影响农村文化发展总体进步性程度的四大主要原因。报告认为，中国省区市文化发展与农村文化发展稳定与协调程度，形成并构造了我国文化发展先进、成长和待成长三大主要地区类型。此外，胡惠林坦言，中国农村文化发展指数由于数据体系尚未完善，相比其他两种指数缺失较多，暂时还不能度量各地区的农村文化创新水平。